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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情感投射到宣洩无方:谈幸福路上的叙事轴线

2020-06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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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于1980年,从退伍后就住在新庄幸福路上。全家北上之后,母亲在中港大排(就是电影海报里的那个背景)的宏泰菜市场里面租了一个月几千块的角落,克难地用家庭理髮贴补家用,剪一颗一百,比热炒九九还贵了一块钱。

从情感投射到宣洩无方:谈幸福路上的叙事轴线

也许我可以带着伤感,来谈谈「幸福路上」为何票房不如预期。

记得刚看完这部电影时,我当下跟金马编剧蔡宗翰表示不妙。为何?因为轴线。它当然是一部探讨「幸福」本质的电影,可是同时也带着浓浓政治味。带政治味不是不好,但这样一部带着政治味的电影,选在一个台湾集体情绪混乱且焦虑的时刻上映,就注定了叫好不叫座的命运。

诚实地说,我很喜欢这部电影。不单单因为我是「幸福路人」,而更因为片中所有的政治、经济发展及社会元素,我都感受过或起码经历过末期的余温,包括:蒋公过世、说台语被罚钱、高中选组的挣扎、赛鸽、黑手变头家、学运甚至陈幸妤等等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小学三年级时,家里中午都会盯着电视看股盘的红红绿绿,十岁的小孩子竟也懂得一张股票一千股这类的股票常识。长大后读了一些书,才知道原来那个儿时经验是台湾第一次股票上万点(1990年1月)那样的历史机遇。跟现在台股史上第五次站上万点但散民却无感的状况完全不同,当年进出号子的荣景让不少升斗小民着实发了一笔小财(当然也有因而家道中落钱财散尽的故事,有兴趣者可找出林瑞阳跟黄安主演的「一九九五闰八月」国片)。记得有次,我爸跟着一位叫「陈董」的朋友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号子,迎面而来打哈哈的迎宾接待看着我爸不晓得该怎幺称呼,此时陈董说了一句「他姓刘」,这位接待马上接口「刘董欢迎大驾光临啊!」

我小时候无由名地一直对这故事印象深刻,因为那是当卡车司机的父亲生平唯一一次被称做「刘董」。那时的股市上万点,在我的生命留下很深刻的阶级印记。股市在当时,一夜之间成就了许多阶级的向上(或者然后向下)流动。

片中小琪的跨文化恋情(CCR)也不忘以全球生产供应链分工的面向带出阶级意象。有一幕她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圣诞树上的装饰,表情却是若有所思也若有所失。圣诞树装饰其实是八零年代典型的台湾家庭代工零活,这些在台湾工厂以低廉成本製造的塑胶小玩意,在家家户户的客厅「厂房」里,以相当廉价的劳动力(有时甚至是免费劳动力,例如来帮忙的邻居小孩边装边玩)进行无技术门槛的组装动作,之后再销售到美国成了资本主义瑰丽象徵的童话装饰。我记得小时候,曾经在彰化的外婆家,跟着其他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起帮忙着这些零活。当时年纪太小,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串珠子的当下,以客串的身份参与了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分工体系。当然,那年代没人在乎一例一休或其他劳资争议,对经济条件困苦的我们,这些家庭代工所带来的微薄收入,可是一笔重要的额外经济来源。

我花了一些篇幅讲述了我的个人生命经验,其实要带出来的讯息是,「幸福路上」的的确确就是讲述我们这世代的故事,毋庸置疑。它不但是政治的,也是阶级的。它面面俱到地、深怕遗漏地帮我们複习了成长过程中每个分镜表,想要让我们再次回温成长的苦涩、政治的不公,以及浓浓的草根庶民性格。那些种种,今日被称为「台湾味」的东西。

这样一部具有企图心又带着温暖色调的电影,不是理应票房大卖吗?况且近年国片票房破亿,好像也都慢慢习以为常了。「大尾鲈鳗」、「我的少女时代」及「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」狂破四亿,「KANO」、「阵头」及「总铺师」也破了三亿,还有一堆破一亿、两亿的国片。而「幸福路上」的票房呢?根据「中华民国电影票房资讯系统」截至2018年1月14日统计,是660万。

网路上同温层的朋友们都很难过也很焦虑,只能一直狂推这部电影「口碑发酵」。欲言又止的疑问是:那诶安ㄋㄟ?

其实不难回答。既然这是一部政治动画片,其实答案还是得回到台湾当前的政治脉络来探索。

决定电影票房是否卖座的原因很多,其中一个是让观众找到情感认同的印记或是情感宣洩的出口。举近年台湾国片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11月「海角七号」为例,当时台湾刚结束阿扁八年执政,扁政府末期的争议让许多台湾人的情感苦无宣洩的管道,「海角七号」中大量的台语及本土元素,某个程度上複製然后自我複製了台湾人心中的骄傲光荣,然后不断地鼓吹朋友进戏院支持相挺,有许多人当时都进戏院看了不只一次。这样的心理因素成就了当时的海角风潮(当然这部电影还有许多成功的因素,包括选角、故事及音乐等元素。)

「幸福路上」这部电影,则遇到了台湾社会集体情感困惑、价值争议的分歧点,特别是在民主发展及社会运动两条轴线的脉络上,在台湾现实生活的画面,对接不上电影里的叙事轴线。某种意义上来说,台湾政治社会史的叙事,突然在今日出现了转折或甚至断裂,且至今仍众声喧哗,定义不一。在各方抢争话语权的当下,「幸福路上」突然没有了结局。一直努力追求幸福的台湾人,在片中遍寻不着幸福,而在戏外,幸福好似更加遥远。幸福路上,好像看不到光。

举一个例子。片中的阿文哥哥参与学运,其实映照了当年野百合学运或其他政治改革/社会运动的脉络。当年的学运份子,站在所谓「正义的一方」,虽然冒着身家生命的危险,但正当性不虞匮乏,拥有道德高度的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「政治,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」。但今日台湾处于一种政治叙事轴线争辩之际,人民眼花撩乱,再怎幺努力滑着手机也找不出是非真相。有人声嘶替政策辩护,有人慌忙湿身走秀,而哪边才是幸福的方向?于是,故事说不下去了。怎幺办?原本应该要有快乐结局或起码「给个说法」的叙事,在现实中找不到对接的轴线。而正是因为这样的集体情感投射无方,遍寻不着依附或宣洩的管道,电影因此困于同温层的取暖。

「幸福路上」是一部值得纪念、肯定、讚赏的电影,某个意义上,更是一部成功的片子。台湾国片史上第一次出现以详实政治及经济社会发展史实的「史诗」式电影,企图心更令人敬佩。身为「幸福路人」,对于它的票房失利,我虽然有着无可避免的伤感,但在我心中它绝不是失败的片子,而我相信在许多人心中也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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